肖像雕塑创作的再认识

 ——由中华世纪坛文化名人雕像引起的话题 

    根据中华世纪坛的设计创意，建筑结构和艺术设计整体方案的要求，世纪坛组委会决定在主体建筑三层环廊上，安排40尊中华文化名人雕像，与贯穿世纪坛南北的青铜甬道上记载五千年沧桑岁月和主体坛内的巨幅壁画相辉映，层层递进，相得益彰地昭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与科技成就。

    经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社科院等院校的著名文史哲专家提名，并审定通过的中国古代和近现代28位文化名人；由第六届文代会、中国科协和全国中小学文化名人检阅所确定的现代文化科技代表性人物12名。这40位文化名人，由中宣部审核原则认可，中国文化部等相关部委和专家再次确认，最终于1999年10月正式确定。他们分别是：老子、屈原、司马迁、祖冲之、王羲之、李白、吴道子、李清照、关汉卿、李时珍、曹雪芹、詹天佑、鲁迅、华罗庚、郭沫若、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等。

    中华世纪坛将组织40名雕塑家分别设计创作，预计到2004年底全部完成，安放在中华世纪坛坤体环廊中。首批安放的是由李象群创作的《郭沫若》和田世信创作的《齐白石》。雕像自揭幕之日起，就颇为人们所关注，特别是郭沫若雕像，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从而引起了一次关于肖像雕塑再认识的学术争端。本网特转发部分艺术界专家学者的观点，并附部分观众对雕塑的看法，希望对人们正确认识这艺术现象有所帮助。（图：《郭沫若》像及作者李象群）

 我看《郭沫若》  文/隋建国

    我从两个角度来谈《郭沫若》这件雕塑。

    一、从雕塑家的角度出发。雕塑创作的成功与否主要在于雕塑家的选择。象群做雕塑很有想法，雕塑的基本功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世纪坛在选择艺术家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名艺术家创作的雕塑完成后是个什么效果。世纪坛一但选定了艺术家，就意味着对这名雕塑家以及他的创作风格的认同，那么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就应该尊重雕塑家的创作。雕塑家在创作时对于所要表现的人物有他自己的理解，每个人对郭沫若的理解都会不同。比如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以及郭沫若本人的家属都会有自己的理解，雕塑创作的主题是艺术家，艺术家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来进行创作，委托方选定了艺术家，就说明委托方式认同艺术家的观点和创作风格的。

    二、从艺术表现、处理手法的角度来谈。象群选择长衫的表现手法比较符合文人的气质。对眼镜的处理，我个人比较赞赏。站在雕塑家的立场上，人物眼镜的处理没有什么问题。摆放在世纪坛的雕塑应该是艺术品，而不是所谓的教科书范本，对于郭沫若形象的塑造，应该给人们展示一种文化人的形象、气质。艺术家做这样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是于它的艺术追求相近，用较少的语言来说话。雕塑下半身衣服的处理表现出作者较为丰富的想象力。雕像人物面部的刻画较为严谨，与下半身较为洒脱、抒情的处理手法进行对比、呼应，加强雕塑的整体感。雕塑家选择这样处理眼镜的手法，是在严谨刻划严谨的手法中适当的加入了抒情、抽象的因素。

    通常，雕塑家在进行艺术创作过程中都会面临这样的矛盾，肖像创作应尽量肖似于被表现的对象，但要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就难免会偏向于艺术表现、艺术处理这一边。世纪坛摆放的文化名人的肖像作品，应该让社会上的人更进一步的了解艺术家在创作雕像时的构思和想法。

    当前我国纪念性、主题性的雕塑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后来的艺术家可不可以有更高的追求？又怎么去实现？显然，艺术家只有不断地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个性，艺术领域才能够发展，才能够变得更丰富。

    世纪坛作为这件雕塑的委托方，我想他们的艺术委员会专家必须具备实力、权威性。专家委员会筛选艺术家时需要谨慎，艺委会的表决评审不是在雕塑做完以后进行，而是在前期选定艺术家时行使否决权。这就好比种树一样，选什么样的种子就决定了长出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这一点艺委会应当清楚。当然，世纪运作起来还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前期操作时艺委会与雕塑家的磨合接触问题，但是，艺术家与艺委会之间必须要有好的沟通。我想艺委会应根据被选雕塑家以前的作品，一贯的创作风格来评定、选定艺术家，此步工作对一件雕塑作品创作的成功与否起到90%的决定作用。艺委会评审选定了艺术家就是对他和他创作风格的认可，就应该信任雕塑家。

    一件艺术作品出现争议是件好事，说明他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对于艺术品的评判，我想引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艺术家、专业圈的审美水平是高于社会大众的欣赏水平的，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去引导、带动大众的欣赏水平，给大家一个时间去看，去考虑，去接受。

    对在做名人肖像时是否愿意接受家属的意见，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创作西柏坡纪念馆伟人群像时，选取具有时代性的形象，为委托方所接受。领袖人物的形象不是靠美化来塑造的。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家属眼中的亲人往往会更漂亮、更具体。现实主义艺术要有直面现实的力量，打动观者不能媚俗，这是写实主义的灵魂。

    总之，名人家属亲友的意见是要参考，但世纪坛的雕塑不再是一个 “人”，应是属于全社会的一个公众形象，要满足广大观众的视觉心理和审美需求。

 肖像雕塑创作的真实性    文/杭间

    中华世纪坛近期推出了“中华文化名人雕塑”中首尊创作完成的塑像《郭沫若》雕像，雕像的推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雕塑的创作反映的意见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赞同意见：认为雕塑家创作的郭沫若很有民族气节、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人的骨气，不同于以前创作的郭沫若像，雕塑家选取的表现郭沫若的角度比较独特。

    另外一类意见：主要是郭沫若的亲友及部分社会群众对于《郭沫若》雕塑的表现手法不太接受，一是认为人物佩戴的眼镜的处理手法使人物看上去像个盲人；再是着装问题，特别是其亲友提出郭沫若比较喜欢穿西装，雕塑人物的塑造上选取长衫来表现不太妥当。

我先谈两点意见：

    1、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历史文化名人应是属于全社会的，他们的伟大也是属于整个社会民众的，而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些人的私有品。对于历史名人的评价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伟人做出正确的评价。名人的亲属因为与他们的距离很近，亲属的意见大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情绪性，难免有偏颇，多数名人的传记、评价都不是由他们的后人来完成的。我的理解，世纪坛摆放的文化名人雕像首先应是艺术品，名人雕塑本身应是艺术家的理解和再创作，既然选定了艺术家就应尊重艺术家的创作思路。

    2、看照片和小稿觉得雕塑人物衣服的处理感觉比较好。我认为雕塑家选取郭老一生中最具有闪光点的历史时期的形象作为雕塑的表现形象是对的。郭老一生中成就最突出的时期是他在“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创作了《女神》、《棠棣之花》等一批爱国主义戏剧、文学作品。在学术研究方面，甲骨文、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主要是在那一时期完成的，因此郭老的闪光点应该说是在中国20世纪20—4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雕塑家在选择表现语言时，考虑到郭老作为这一时期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选取了长衫作为表现他气质的特征是比较贴切的。长衫的处理手法较为流畅、生动。长衫近似于山石的处理手法很好，体现了那一代文人不屈的精神。如果选用西服作为表现符号的话，人物在表现上会显得过紧。从历史的角度纵观郭老，从政只占他生平的一部分，而郭老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于中国文化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世纪坛要树立的也正是中华文化名人雕像。人物衣服的处理，雕塑家融合了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感觉的真实，而不是所谓的生活中的真实。

    关于郭老家属及部分群众反映的雕塑人物眼镜的处理手法问题，我谈一下个人看法。眼镜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谈：一、眼镜是雕塑家的雕塑手法的处理，从现代的审美角度出发，在做眼睛的同时做出眼镜来这样的表现手法显得方式陈旧。二、眼镜的处理手法引出了具象的概念。以前我们理解的具象概念是一种“绝对具象”的概念，在塑造领袖人物多采用此种手法，这种手法要求物象的绝对真实，在塑造和表现人物时会带来如下的限制：雕塑所表现的人物被严格限定在一个固定的年龄段，雕塑家在表现被塑造对象的精神气质时会受到较大的限制。如果要突出人物精神方面的气质就不可能要求绝对的具象，这两方面永远是一对矛盾体，雕塑家在进行创作时参考甲方要求，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必须的。现在具象手法在原有的“绝对具象”的基础上扩大了作品的思想性，在技巧处理上融入一定表现的成分，《郭沫若》雕塑在局部上采取了抽象的手法，但整体上还是具象的表现手法。眼镜产生争议是必然的，因为新具象雕塑发展到今天，它所具有的内涵及表现因素更加宽泛，由此引发争议的点也会相应的增多。

    文革时期“红光亮”雕塑的风格在现在的肖像创作中是当然不可取的。我们现在谈到的所谓“红光亮”风格的雕塑，主要特指在文革前后创作的一批雕塑作品。那批作品的产生也是基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所谓的真实性。毛泽东语录作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普遍真理，为全民所遵守、宣传。艺术家身处这样的环境，他们的创作也正是被这种所谓的真实所感染，他们的作品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真实性标准的。当“红光亮”的典型创作模式被宣传到极点的时候，就会把人们周围的人物、事物神化，而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失去人物、事物原本应有的真实性。许多艺术家在文革结束后反观自己的作品，都认为当时创作的作品是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创造虚假，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悖论。艺术品的创作要追求真实性，离开了真实性作品会变得虚假、苍白、没有力度。但是人们在理解作品的真实性时要突破以前形成的一个固有模式，而应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去考虑事物的真实性。

    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非标准很难评判。基本的一点是，历史伟人、艺术品的评价应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中去考虑。

 观感选登

    6月30日，世纪坛举行郭沫若、齐白石铜像揭幕仪式后，一些曾经在郭沫若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观感。大家一致认为，郭老铜像的创作首批并得到社会赞助，选择在纪念郭沫若诞辰110周年前夕落成，入驻首都新世纪的标志性建筑世纪坛中，说明郭沫若对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事业所做的积极贡献在海内外具有深远影响，受到世人的尊敬。另一方面，这些同志对这尊郭沫若铜像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意见比较集中，基本认为这尊铜像没有把郭沫若理想主义的青春型的精神风貌、轩昂气宇表现出来，特别是对人物眼睛的处理手法，反映极为强烈，认为扭曲了郭沫若的内心世界与外在气质，难以接受，希望世纪坛能够将上述意见如实向市委宣传部反映，尽快结束这尊铜像的展示，同时对郭沫若的肖像进行修改或重新创作。

    具体有关意见反映如下：

    王戎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曾经担任过郭沫若的秘书）：郭老的视力并不很差，并不是一个完全离不开眼镜的人，眼镜对于他来说，是可带可不带的，我们在很多场合可以看到郭老不带眼镜的形象。铜像作者过分夸大郭老的眼镜，是不妥当的。这种处理手法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认为郭沫若是盲人。关于衣着，铜像选用长衫形式，也不是郭沫若的典型衣着。郭老的确穿过长衫，只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穿的机会比较多一些，五四时期留学日本是不穿的，建国以后更是从来不穿长衫。铜像在衣着上的定位，似乎迎合了社会上一种抹杀郭沫若建国以后的学术成就，甚至对郭沫若人格进行否定的论调。再者，如果横向比较一下世纪坛塑像计划完成的另几位20世纪社会科学界的文化名人------蔡元培、鲁迅、齐白石、马寅初、茅盾等人，郭沫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绝不可能是一个穿长衫的典型。

    郭氏亲属——郭志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谢贝玲（广电总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成员）、于超英（国家科技部干部），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等人在揭幕式上看到这尊郭沫若铜像后，都表示无法接受，意见主要针对眼睛的处理。谢贝玲说，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尊铜像把郭老的眼睛完全封死，伟人的心灵如何表现？郭老去世以后已经有好几位雕塑家塑造过郭老的形象，李象群为了能够与前人不同，于是选择了不同的衣服和眼睛的处理方法，其实这只是在人物外在的东西上下功夫。以前从郭沫若纪念馆陈列的小样上看不出眼睛最后会怎样表现，所以大家事先没有对此发表意见。作者想创作，但这个创新是不成功的。这种方法如果用来表现瞎子阿柄，也许合适，却没有道理使用在郭老的雕像上。于超英、王世民等同志曾与郭老有过很多接触，他们看过铜像后情绪非常激越，使用了“表示愤慨”、“表示抗议”等相当强烈的语言，认为铜像作者对郭沫若缺乏了解，或者认识过于片面。郭志鸿表示，他不明白铜像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创作，为了避免记者采访，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铜像一揭幕即提前退场了。

    冯铁侠（原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工作人员）：铜像没有眼睛是无法令人接受的，郭老本身听力就有障碍，现在铜像作者又让他失去视力，显然将在群众中造成误导。冯铁侠说，不要说将来，即使是今天也有很多人并不认识郭沫若，也不了解郭沫若。这次在世纪坛参观时，就听见周围观众和孩子们在议论：“郭沫若是瞎子哎！”郭沫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象孔子、屈原那些几千年前历史人物，人们不可能知道他们的相貌到底如何，因此给艺术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的空间。而我们这一代接触过郭老，比较了解郭老的人应该给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印象。所谓形神兼备，首先要形似，没有形似，何谈神似。此外，铜像身躯单薄驼背，那只拿书的手又过分粗大，如同从事体力劳动的手，不象学者，感觉不协调。总之，铜像作者没有塑出郭沫若身上非常突出的青春活力，所造成的影响是负面的。建议世纪坛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伟人和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对郭沫若铜像重新进行设计，并且立即停止目前这尊铜像的展览。

    原中国科学报记者吕海英同志给郭沫若家属的信中反映了参加铜像揭幕仪式的其他同志的意见。他们是：原人民日报台港澳侨部主任何煦昭、原光明日报副秘书长邹安寿、原中国科学报副主编王友恭、光明日报摘报副主编黄永涛等。信中写道：“首先我们对郭老的塑像（据说塑像出自我国雕塑大家之后？）实在不敢恭维！郭老的才华智慧与仪表，是人所共知的，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多年来一直在郭老身边工作过的人了！追乙那天郭老雕塑揭幕时，我们与会者先是惊异，后又深感迷惑以至愤然离去！……”“郭沫若先生是我们景仰的老院长，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智慧过人，仪表堂堂，他读书万卷，继承发扬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在我国历史、文学（新诗与剧本创作）及甲骨文、考古、书法诸领域，均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他的业绩堪与我国近现代史上另一位‘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一样，放射着令国人骄傲的光彩，他风采照人的堂堂仪表，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以上简短的回顾更引发我们对郭老雕像的不满。我们强烈要求世纪坛有关领导，正视现实，采取果断举措，尽快消除在广大有识之士心中引起的不良影响！”